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之政治向度状况，理当成为中国法学学术评价基准之构成要素之一。

[13]毫无疑问，法学学术研究之目的的区别性要求，也应该成为中国法学学术评价基准的内在因素。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恰恰是需要足够的时间的。

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不利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良好的学术形象的确立，也有害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与进步21世纪中国民法典势必不同于19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和20世纪初的《德国民法典》。保全"通则"模式，摈弃"总则"模式。当时的政治领袖拿破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立法中来，在其中注入了大量的个人情怀。各位留德法学同仁，中国民法典编纂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球的目光，这部法典不管如何，都终将载入史册，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立法水平和旨趣的衡量指标。

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民事单行法体系，为民法典制定打下了坚实的立法基础。历史上，我国宪法基于各种原因多次被推倒重来，带来了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直到82宪法出台，中国这才有了一部较为稳定的宪法。日后，这位法国皇帝在回顾自己波浪壮阔的一生时曾留下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的光荣并不在于赢得了40场战役，因为滑铁卢一役就使得这些胜利黯然失色。

人格一旦溢出，就有边界限定之必要，也容易引发有关是否遭受侵害的疑问。1986年问世的《民法通则》和此后的一系列民商单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此次民法典编纂坚实的历史基础。二、民法典编纂的目标 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既有的法律能否具有稳定性，不应当因为编纂法典名义就轻言废弃。而我们现在制定民法典，是先有"分则"再制定"总则"。

在这样一个起点上，中国的民法典有可能实现对世界传统民法典范式的超越和革新。由此对比可以看出，我国此次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基础并不明确，政治支持尚未到位。

三、民法典的几个重点和难点问题 （一）民商合一 民法典制定首先必须厘清民法与相关法律部门如商法、经济法、劳动法的关系。从立法理念上来说，不宜再停留在19世纪的极端理性主义或者说理念主义甚至概念主义的阶段，而应该从法治稳定性、明确性的需求和我国作为法治后发国家的实际出发，采取历史理性主义的路径，编纂一部民法典，这种编纂应以现有民法通则和单行法基本形态为前提，以及保持历史连贯的立法态度，面向体制和机制区分、面向民商合一、面向领域功能法律发展等趋势而进行。随着行业领域不断分化和逐步形成专门的规范体系，各种民法机制法也应运而生并在法律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银行法，保险法等。鉴于此，我认为，我国民法典的结构较适宜的做法是"通则+版块"模式，而非传统的"总则+分则"模式。

鉴于此，我建议民法制定依据应该超越宪法明确授权，直接扎根于市民社会渊源。此次民法典编纂因为面临着种种难题，所以必定不是一个理想化的过程，只能是一次暂时的体系决断，应当保留开放余地。总之，过去看来是一种人格内在的东西，现在都纷纷外在化或者说对外"溢出"，形成各种形形色色的新型人格法律关系。几十年来我国在民事立法层面一直坚持"民商合一"，已经走了很长的合一之路，虽非尽善尽美，但实务和学术在民商合一的商事特殊性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有效的对策。

同样，也可以利用民法典编篡的良机，正式承认最高院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理直气壮地为其正名（详见上述草案建议稿第3条）。作为一部继受型民法典，我们除了赋予这部民法典必要的时代意义，更应该体现一种广泛包容的学习素质。

在新型财产权麾下，诸如特许经营权、数据财产权以及因金融创新产生的各种财产权等都能在这里找到依据和治理渠道。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人格权时刻处于各种潜在加害的虎视眈眈之下。

幸逢其时，我建议大家都要关注这个难遇的机会，运用自己的知识特长、海外资源和国际视野，积极投身于其中，建言献策，为中国的民法发展做出贡献。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更是承载着新兴德意志帝国的强国梦想。如果说以"总则+分则"模式制定民法典需要对现行法律做移筋换骨的大手术，那么"通则+版块"模式则只需要增缀剪缝的小手术，后者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现有规范材料，避免以民法典取代原有立法而引发法律体系内的动荡与断裂，有利于实现平稳过渡，这种"小手术"的做法也与此次民法典立法有限的政治支持相适应。可见，我国此次民法典编纂的有了很好的政治文件基础，但政治动力、政治理想还不够强劲，编纂的体制机制还没有提到应有的政治高度，特别是它在执政者的现行治国方略中并不占据头等地位。民法典的核心使命和基本立场是由政治所设定的，并且强烈地体现政治精英的理想和抱负。回顾以往1986年和1998-2002年间的两次民法典制定热潮，或因政治动力缺乏，或因政治共识不足而中途停止。

我们在已经拥有大量单行法的条件下编纂法典的一个法治原则，就是应该尊重这些单行法已经确立的法律秩序的现实，应该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法典编纂。任何情况下，民法一小步，都是国家改革的一大步。

） （三）人格权立法 中国民法典编纂，绕不开人格权立法问题。民法的制定基础，当然是扎根于市民社会的机理，核心是有关个人权利的平等自由化秩序的内在需求。

民法典不能不顾及民法未来发展的空间，特别是不能忽视越来越日趋扩展的民事领域法的需要。如果此次一下子采取严格逻辑自洽性基础上的"总则+分则"模式，那么一方面几乎难以做到，总则是高度抽象的公因式，只要分则中出现一条反例，整个体系就会出现漏洞。

人格权本身不能简单看成宪法上人权的直接转化，但民法典对于人格权充分而与时俱进的规定，对于推进人权落地、促进人权发展当然具有直接帮助，因为所有民法规则都是以一种独特的法律方式促进宪法人权的保障和实现。现在，我国法律人对《民法通则》及其他法律板块化的结构模式已经较为熟悉，一方面是某种体系化的不幸，另一方面又是另一种体系化的幸运。即使编纂成功，如果缺少政治上的理想基础，也可能是缺少灵魂的形式法典，与我们内心的有着世界高度的追求不相符合，如果是这样那还不如等待明确了政治理想之后。（五）民法典的体系结构 民法典编纂应该具有体系化的追求，但是我国民法典要实现的体系化，不应采取19世纪的以极端理性主义理念法学或概念法学的简化、集约式的做法，而应采取一种我称之为历史理性主义或者说经验理性主义的编纂方法，即立足当下的历史融合与未来面向，采取"理性与经验"、"规则与事实"相互作用互补的多样化、多元性的整合方法，以灵活对接民商事的规范需要。

【引言】中国民法典终将载入史册，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立法水平和旨趣的衡量指标。但人格权部分是否需要单独成编，倒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从篇幅上来说，为了美观也是可以单独成编的。

对此，思考的出发点应是："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本就各有利弊，两者难以分出绝对的孰优孰劣。但是我的民法典却不会被遗忘，它将永世长存"。

过去，我国曾多次兴起制定民法典的热潮，但最终都未能成功。可见，中国的政治精英们还没有赋予民法典清晰的政治涵义，未对此形成政治上的清晰的政治雄心。

所以不宜再反复重来，而应该以此为基础，顺势而为编纂。同时，"通则"和"版块"间是引导和跟随的关系，"版块"与"版块"间是"领域联合关系"，而非"逻辑嵌合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视需要在法典各处灵活地设立"钩子"，将各个领域勾连起来，实现由近而远的不同层次的连接聚合，并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新制度预留下进入民法典结构的通道。这次系统化如果因为缺少政治理想的明确而不能做到未来一百年或五十年的长远谋划，那些在形式上就不应该过于僵化，而应该为民法的未来发展留下空间。目前争议焦点不在于民法典应否为人格权提供法律保护，对此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而在于人格权保护立法的实现形式。

举例而言，其中第二章（物权法及其他财产基础法）采取了以下功能组合模式，包括财产法通则、物权法、知识产权、新型财产权，以此解决新时代财产权种类多元化的规范难题。例如，从早期的个人采矿到如今的矿业，从亲朋好友间的周济救急到银行业、证券业，从自担风险到保险业。

一、民法典编篡的政治基础 民法典不仅仅是一项立法工程，更是一项政治工程。活动于2015年10月18日在柏林洪堡大学举办，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柏林自由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张芸主持讲座。

如果上述不能有所改变，那么所设定的目标就应当合乎时宜，而不宜超出现实架构，否则如果目标过大的话，可能不堪负荷，无功而返，丧失一次难得的哪怕是取得一小步迈进的编纂机遇。由此我认为，我们适宜采取"通则+板块"的模式和结构。